改革遗忘两样重要的东西

据了解，昨日社论指出“在一个欲图建立平等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中，必然要彻底扫除种种不合理的特权制度”，可目前却面临着“气势不再的改革精神……多了守成的妥协……困境”。回顾过去发现，改革初期的复杂和困难主要是思想上的束缚，而不是利益的束缚。当时谁都没蛋糕吃，都饿肚子，从平民到领袖都一样。肚子里没什么东西，但脑子里很多意识形态，所以那时改革首要解决的是意识形态之争问题。然发展到今天，利益分化、多元了，社会谋生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这时不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肚子之争。 

透彻地看到社会的转变，或许可以明白当前改革究竟缺少了什么。而笔者认为当前改革至少遗忘了两样重要的东西。 

一是“民生优先”。虽然近年来民生问题已较过去受到更多关注，而广州市委市政府在2007年更提出了“民生优先”这一治市理念，但真正落实到政策却少之又少。特别是在行政决策上，“民生优先”还只是一个概念，不具操作性，这也是目前社会纷争不断的重要原因。其实，民生问题更多的是一些很具体的社会事务，如建变电站、垃圾焚化厂、修路建桥等。所以改革必须使行政决策重心放在民意上，不管是市一级还是区一级的政府部门，甚至是街道办在决策时都要认真吸纳民意，因为我们讲的民主，不应仅仅停留在重大问题上，更多应关注的其实是民生小事。 

二是“公权制衡”。目前许多社会纷争，如钓鱼执法等问题，都反映出有关部门通过手中“权力”垄断着公共资源来牟取暴利，而公众往往处于无权无势的窘局之中。因为政治参与的途径被堵塞，然后决策时不顾及各方利益，所以现在许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都遇到反弹，而且反弹力度很大，大家都觉得力度不大就得不到解决。所以有些人开始通过无规则博弈来解决问题，游戏规则慢慢变成“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手段越来越激烈，如爬大桥、堵国道、断手指、开胸检肺。所以，改革的另一重任便是公权和利益的制衡，而关键便是将公众对决策(包括决策调整)的启动权制度化，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公众可对某项决策提上政府议程，这是分享权力的关键一步，也是制衡权力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