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四大合作梦想的现实抉择
长三角地区的为政者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从增强长三角整体竞争力和人民的福利出发，就具体问题进行协商合作，一个一个地解决，而不能就抽象层面泛泛而谈。
从7月22日开始，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启程赴苏浙两省，进行为期五天的学习考察。外界纷纷猜测，这是上海主动谋求长三角区域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合作的信号。
从1997年长三角第一次经济协调会算起，长三角区域合作已经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漫长岁月。在这十年中，上海市政府曾提出要实现在交通、能源、创新和环保四个领域的全面合作。那么，这四大梦想如今实现得如何？正如浙江省经济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所表述的：“长三角区域合作，眼睛看得到的东西进展得很好，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也进展得很好。”近两年，长三角在四大梦想的范畴展开了不少合作，合作推进速度有所加快。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长三角之四大梦想的实现仍然存在着不少困难。
交通、能源合作多多
两大梦想逐层推进
随着长三角地区道路、桥梁等“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交通运输管理标准、规定等“软件”设施也经历了从分散到统一的嬗变
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志彪教授在总结长三角区域合作项目进展时提到：“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交通、能源等方面实行区域合作一体化做得较好。”
自2005年交通部出台《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长三角地区的陆路、水路建设不断提速。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各城镇间的地域“界限”越来越模糊，快速、高效、便捷的交通系统初具规模。2005年7月28日，长三角一体化重要的快速通道——沪苏浙高速公路江苏路段开通，并于今年5月实现全线贯通。今年4月第六次铁路大提速后，长三角地区人员、货物等经济要素的流动更加顺畅。据了解，京沪高速铁路和沪宁、宁杭城际铁路规划和建设也在酝酿之中，并已通过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评估。另外，今年6月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顺利贯通，使“天堑”变成了“通途”，标志着长三角城市格局逐渐从“点轴”分布向“网络”分布转变。
随着长三角地区道路、桥梁等“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交通运输管理标准、规定等“软件”设施也经历了从分散到统一的嬗变。今年5月6日，长三角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试点正式启动，只需在车辆内装上特制的IC卡，各收费站的电子系统就会自动记账收费。7月1日，覆盖长三角区域的统一标准《主要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指引标志设置规范》也通过了二省一市有关部门的联合审定。
在长三角交通“一体化”大踏步向前进的同时，能源方面的合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2006年11月，一份旨在建立长三角“能源战略共同体”的《沪苏浙地区能源平台建设工作方案》完成。在随后的时间里，两省一市在打造统一的能源交易市场、健全长三角能源保障机制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电力、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方面的合作不断展开，绿色新型能源的共同开发也被提上日程。江苏省大型风电和太阳能项目、上海市光伏发电工程和浙江省海上风电场项目都已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创新合作起色不大
环保“一体化”存争议
联合创新方面，至今没有见到一个像模像样的大的研究项目的合作规划
刘志彪在肯定了长三角交通和能源“一体化”表现良好时也指出，创新方面的合作并不尽如人意，“联合创新方面，至今没有见到一个像模像样的大的研究项目的合作规划。”
去年5月，苏浙沪两省一市就签署了《长江三角洲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共建协议书》，并在之后的时间里开通了“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等合作平台，但很多协议和合作项目只停留在书面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和区域研究所所长宁越敏表示：“创新方面的合作更多的应该是企业和市场行为”。也就是说，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虽然离不开行政推动，但更应依靠企业的推动。
此外，不少专家指出，长三角地区环保方面有效合作迫在眉睫。今年5月底，太湖水域暴发的大规模蓝藻再一次为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恶化敲响了警钟，也暴露出长三角地区环保合作机制存在着严重的漏洞。
宁越敏表示：“长三角区域合作，当前最紧迫的是环保问题。长三角地区水网密布，一个地方的污染会影响到整个区域。比如这次的太湖蓝藻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来解决环保问题。”
据了解，早在去年，旨在理顺太湖治理责任关系的《太湖管理条例》就已在上海启动，但至今该法案仍未出台。除此之外，很多跨城、跨省河流的保护、治理责任同样存在争议。这种责权不明的状况是长三角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而不少专家指出，长三角地区目前已成为中国酸雨多发区和水环境严重污染区域，环境因素已经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罪魁”之一。
长三角目前虽已建立起“固体污染物越界转移管理机制”、“污染联防、信息沟通和通报机制”等合作项目，但环保工作收效甚微的症结在于防治责权的混乱，现存机制对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隔靴搔痒。
对于如何更好地展开环保工作，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研究部负责人沈玉芳指出，“环保问题，首先需要的不是合作，而是谁排污谁负责。与其他合作相比，环保问题具有特殊性，各个地方首先应该要把自己的环保工作做好，而不是寄希望于‘一体化’。环保工作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谁排污谁负责’，第二个层面才是‘一体化’。”他主张在环保工作中对地区领导采取严格的“问责制”，并表示领导应该少搞一些华而不实的论坛，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刘志彪认为，“长三角环保合作，需要解决的是发展中的‘收益内化，成本外化’的老大难问题。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各个地方切实做好环保工作，主要是可以解决收益与成本具有对称性、一致性的那些局限于区内的环保问题，而环保‘一体化’，则是解决环保中具有‘收益内化，成本外化’的外部性问题。但是由于长三角地区在地理上的相互接近性，所发生的环保问题往往涉及到区域之间，一个地区的环保问题往往影响到其他地区，因此后一类问题往往比较难以解决，所以是重点。”
而宁越敏则认为，制定一个统一的环境保护标准并付诸实施，也是搞好长三角环保合作不可或缺的手段。他提出以美国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等为参考对象，用统一的标准来制约和追究相应的污染行为。
推进阻力尚存
行政壁垒待突破
从宏观上讲，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阻力是行政区划带来的体制性障碍
虽然我们可以为长三角地区四大领域的合作历程列出一串长长的事件记录，但仍有不少合作停留在表面阶段，并没有深入展开和落实到位。而且，这种合作较多是在企业和民间层面上展开，政府的作用并不明显。
从宏观上讲，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阻力是行政区划带来的体制性障碍。而国家强调较强区域合作也旨在将这种阻力减小到最小值，避免和减少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促进区域间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但是，行政区划带来的地方利益和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最优利益之间存在的二元矛盾根深蒂固，如果区域合作仍在现有的行政体制框架下展开，就只能“戴着镣铐跳舞”。
江苏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葛守昆认为，长三角区域合作虽然存在，但这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现行的体制，特别是GDP“挂帅”的政绩考核机制。而他表示，现阶段只能“在现有的体制下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如果这种合作无法继续展开，就必须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刘志彪同样指出，解决合作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长三角地区的为政者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以增强长三角整体竞争力和人民的福利的目标出发，就具体问题进行协商合作，一个一个地解决，而不能就抽象层面泛泛而谈”。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都市圈发展与管理中心副主任高汝熹为平衡地方和区域利益开出的药方是“在竞争的基础上建立利益分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