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成为产权改革核心大型国企是改革重点

国企产权改革的推进大大优化了国有资产布局，这一过程中尽管国企数量在减少，但掌控的经济实力却在增强。 《瞭望新闻周刊》最近深入我国东北、中部、西部地区调研发现，“产权多元化”正在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主方向，大部分地区正在加快推进大型国企产权改革，并以此打破了前一阶段国企改革的相对“沉寂”。 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经过20多年的探索实践，特别是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关于国企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已基本明确，即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改善国有企业股本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 国企改革进入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新阶段，不仅表明这一改革真正进入了“深水区”，更意味着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进入实质性新阶段。 大型国企成为产权改革主角 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基本完成，大型国企产权改革成为重点。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由于国有中小企业资产总量较小，容易操作，我国国企产权改革是从中小企业开始的，并迅速以“整体拍卖”、“经营者与职工持股”，甚至“零资产出让”等方式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到现在，各地中小企业产权改革已基本到位。 在川、渝、陕等地调研时发现，这里绝大多数中小国企已完成改制，从1998年到2005年，四川省中小国企的户数由1.4万户降至820户，减少了94%。据宝鸡市国资委副主任张积勤介绍，宝鸡市以前有1000户国企，如今绝大多数已经改制，改制面达97%，就连烟草、粮食等改革步伐较慢的国有小企业也于2005年基本完成改制。 与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迅速推进相比，地方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步伐相对缓慢。采访中相关人士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大型国企的国有净资产“盘子”较大，少则几亿元，多则几十亿上百亿元，因而其产权改革的门槛也相应较高；第二，大型国企一般资产质量较高、赢利能力尚强（有些甚至是垄断性企业），由于地方政府“爱不释手”，再加上改革牵涉人员多，影响大，从而造成实际上的大型国企产权改革延滞；第三，多年累积的巨额债务、过多冗员及企业办社会等，成为大型国企产权改革的负担。尽管此前许多企业实施了股份制改造，但实质仍是国有独资企业；或是国有股控股比例极高。一些企业由于股本产权结构单一，资本金严重不足，经营水平和资产运营效率不高。 正是看到大型国企产权单一及“一股独大”的种种弊端，自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开始重点围绕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掀起新一轮国企改革高潮。在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东北三省，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相继提出用两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地方国有大企业股份制改造。山东、河北、陕西等省份也开始大规模推进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二次改制”。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了解到，目前各地在改革实践中，大多以开放式的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方式，除极少数企业保持国有控股外，绝大部分企业不设股权比例限制，不要求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通过增资扩股、转让股权等方式，进行国企之间相互参股、引入社会民营资本或国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国企“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就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看，目前，我国从东到西，引入战略投资者已成风起云涌之势。 随着股份制改造步伐加快，产权多元化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批优势企业迅速做大做强。截止到2005年底，山西有80%工业企业已改制为多元股权结构的公司制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框架；山东省与世界500强合作的国有企业达11户。 从各地国资管理机构提供的情况看，大部分改制企业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有的企业已经开始呈现出勃勃生机。宝鸡石油钢管厂是我国最早生产螺旋缝埋弧焊管的厂家，1999年亏损近亿元。2000年，世界500强企业日本住友向其投资2300万美元，改变了企业产权结构，原预计第三年才能盈利，结果当年就实现盈利，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 国有经济“蛋糕”反而大了 《瞭望新闻周刊》调研时发现，通过产权改革，一些地区尽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减少，但国有资本的布局更加优化，国有经济控制力反而得到增强。一些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开始向优势企业集中，进而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 以我国国有企业相对集中的重庆为例。据重庆市国资委副主任刘有恒介绍，重庆市国资委成立以来，将21户市属国有重点企业整合为9个，并推动30多户市级部门管理企业实现战略整合。市国资委先后整合了原核工业部下放到重庆的中国重汽集团和建峰化工总厂。建峰化工总厂并入重庆化医控股集团，改善了化医控股集团的资产结构，有效盘活了建峰多年闲置的土地资源。重汽集团并入重庆机电控股集团，从体制上整合了两大集团汽车零部件配套体系。在战略整合的基础上，重庆国企2005年又进行内部整合，消灭了企业集团下属子公司、孙公司150多户。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重庆国企战略整合不是简单的翻版焊接和行政划并，每次都涉及组织结构的调整，企业股权资产和债务的整合以及业务链和发展方向的整合。整合原则是资源向优秀企业集中，资本向优秀企业家集中。 从2000年到2005年，重庆市国企总资产和净资产均翻了一番，去年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24倍。四川省国企去年总资产比上年增长6.5%，实现利润同比增长53.1%。两省市国资委负责人认为，国企大规模战略整合重组增强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推动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产权改革也为国有企业积极实施大集团、大企业战略创造了先决条件。通过以各类资本相互参股方式，构建起国有大集团、大企业，使其成为钢铁、煤炭、机械、交通等主要行业的主体和各省区市支柱行业的龙头。四川省促成了攀枝花钢铁公司和成都钢铁公司的合并，形成了西南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四川省烟草公司将绵阳、凉山等的小烟厂与成都卷烟厂重组，去年赢利4.05亿元，比上年增长1.49亿元；煤炭能源大省山西五大煤矿集团原煤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50%。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同时得到加强，吉林省去年一年全面完成816户国有工业企业改制任务，其中保留国有成分的117户企业中，虽然国有股本仅占总股本的25.9%，但却用39.8亿元的国有股本引导和控制了442.26亿元的资产。 以配套措施减少改革“后遗症” 采访中《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不少地方在改革实践中已意识到，新一轮国企改革不能再走简单化的“一改了之”或“一卖了之”的老路，国企改革必须由以往的“单兵突进”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必须围绕改革风险防范、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金融债务化解、国资监管体制构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以减少改革“后遗症”，使国企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最为集中的东北三省为例。利用国家在东北地区实施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的有利时机，东北三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围绕建立养老、失业、医疗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等多条保障线，实施再就业工程。有效缓解了短时间内大面积改制带来的巨大就业压力。截至2005年末，黑龙江和吉林两个省共有300多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由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变成了“社会人”后涌进社会。因此，两个省都同步推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使再就业率达到90%以上。 更为重要的是，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是在国有资本监管体系初步形成的情况下展开的，国有资产的转让与出售因之更加规范。随着国家和地方各级国资委的成立，解决了多年存在的国有企业多头管理、责任不落实、出资人代表缺位等问题，让国有资产有了“保护神”。 四川省国资委副主任张明泉介绍，国资监管部门成立后，制定了关于规范改制的意见。从清产核资到公开交易，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实现公开公正公平，克服了单一改制模式和暗箱操作。由于充分发挥监管作用，全省至今已避免13起重大经济损失，挽回国有资产总额169亿元。过去产权交易经常乱来，现在规定集中在成都市联合产权交易所和四川省产权交易中心转让，去年进场交易234例，涉及资产金额13.6亿元。 大规模产权改革的推进，使国有资本蛋糕逐步做大。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2005年与2002年相比，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减少1.19万户，年均减少3967户，销售收入反而增加3.8万亿元，年均增长21.6%；实现利润增加3814亿元，年均增长34.8%；上缴税金增加2237亿元，年均增长16%；资产总额增加2.99亿元，年均增长10.1%。 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部分经济界人士认为，尽管改革取得了“国有资产布局优化，国有经济实力增强”的实绩，但国企改革任务尚未完成，在客观评估当前国企改革实效的基础上，改革仍有相当的深化余地。 一是国有资产分布战线过长、资产质量差等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尚需进一步整合。中共中央政研室经济局白津夫指出，下一步国有资产面临大规模的重组任务，尤其是在同一出资人条件下，其所构造出的竞争环境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因此必须加强国有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是国有资本效率仍有待提高。在一些地区，尽管国有经济总量增长很快，但国有企业的经营水平和资产运营效率仍不高。辽宁省134户股份公司中，国有绝对控股公司与非国有及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在总资产贡献率、资产利税率、净资产收益率上，都低1～5个百分点；吉林省统计局测算，在吉林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人均GDP降低165元。 三是国资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一些专家指出，由于国资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仍不甚清晰，使监管和经营职能纠合在一起，并且两种权力高度向上集合，极易出现继续沿袭隶属关系式的行政干预，成为“老板加婆婆”，那么就会把企业管死，甚至退回到改革原点。 “产权多元化”无法回避 深化国企产权改革虽然棘手，但无法回避。 早解决早主动，否则付出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将更大 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国企改革，目前已进入深度攻坚阶段。如何认识国企产权制度改革，下一步国企改革如何深化，对此各方观点颇多分歧，因而有理论梳理与厘清的必要。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上述重要论述，成为如何认识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必须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从产权制度上进行创新，把产权多元化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存在两派观点多种不同认识 对于下一步国企改革，目前存在种种认识。归纳一下，大概有12种代表性观点，其又可进一步归为两类：一是观点相对激进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主张积极推进国企产权市场化改革；一种是相对保守的“马儿哎你慢些走”，认为在现有国情下，国企产权改革不可操之过急。 主张加快产权改革的观点又分新老“三论”： “老三论”包括“冰棍论”、“苹果论”和“靓女先嫁论”。 “冰棍论”是说，冰棍拿在手里化了，没有责任，但你要把它卖了，就要被追究责任，这里的冰棍，显然是指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苹果论”讲的是一个人有筐苹果，他总是专拣坏的吃，舍不得吃好的，结果好苹果也放坏了，最后一个好苹果也没吃到。这里的苹果同样是国企资产，讲的是国企改制中效益好的企业该不该卖的问题；“靓女先嫁论”与“苹果论”讲的是一个意思，即好的企业要先改制，国有资产才能获得较大收益。 近年来，对于国有经济进退，有关产权改革又形成“新三论”，即“国退民进论”、“中央进地方退论”和“国有经济从竞争领域全部退出论”。 “国退民进论”认为目前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过大，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国有经济退出，民营经济进入，也就是国有经济民营化；“中央进地方退论”承认国有经济应有退有进，但进的主要应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即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一般相对较小，应全部退出；“国有经济从竞争领域全部退出论”认为在市场竞争中国有经济的效率是最低的，凡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国有经济就应该完全退出。 与之相应，主张“国企产权改革不可操之过急”的观点，亦可分为新老“三论”。 “老三论”是：“物质基础论”、“姓资姓社论”和“祖业论”。 “物质基础论”认为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舍弃国有经济，即意味着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姓资姓社论”认为卖掉国有企业，就是搞资本主义，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祖业论”认为国有企业是先辈们流血流汗的奋斗成果，是先辈们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祖业，卖国有企业就是“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败家子。 “新三论”则是“社会稳定论”、“国有资产流失论”和“成本制约论”。 “社会稳定论”认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维护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但国企改革往往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因而触及深层次矛盾的企业产权改革决不能操之过急；“国有资产流失论”认为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国企改革特别是涉及产权制度的深层次改革，常常容易伴随国有资产或多或少的流失，所以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要谨慎；“成本制约论”认为改革需要成本，现存庞大的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有巨大的成本支出。成本该由谁支付？由弱势的下岗职工承担，无疑会增加不稳定因素；由困难的关破企业承担，无疑会雪上加霜；全由国家承担，则国家财力有限。所以，时间是医治一切疾病的良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解决国企问题的现实办法就是“等、熬、耗”。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企原有人员会自然退休或死亡，问题亦随之消失。 上述各种观点应该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也各有片面之处。而实践中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无疑是检验改革的惟一标准。因而如何既不盲目冒进，将国有资产简单地“一卖了之”；又不因噎废食，因惧怕改革风险而裹足不前，成为当前国企产权改革的关键。而这之中，如何坚持改革开放，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无疑十分重要。 “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理论探讨 党中央关于深化国企产权制度改革、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精神，不仅是现实需要，更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客观要求。 纵观世界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形态各异，做法各有特点，但总体上是相同的，有其一般的共性，这就是，市场经济内在地存在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利益原则，即经济理性、利益驱动、效率优先原则；一是公平原则，即等价交换、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原则。 一方面，从纯粹国企职能看，难以要求所有国企完全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事实上，各国设立或保留国有企业，往往有自己的国家战略考虑，而非完全以利润为目标（如果只考虑利润的话，民营经济效益往往更高）。各国实践中，国企的价值取向往往是多目标的，而非单一利润目标。 另一方面，纯粹国有企业也很难实现利益最大化。由于国企在市场运作过程中存在利益主体和实施主体责权利不统一问题，因而其市场行为也很难达到利益最大化。 第三，在市场竞争中，国企也很难与其他主体一样取得平等地位，进行公平竞争。事实上，目前我国纯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多数处于两极状态：一方面，绝大多数处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另一方面，极少数国企则依靠垄断经营在竞争中却处于明显优势地位。这些国企利用行政垄断地位获取垄断暴利，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规则。所以，国有企业无论处于以上两极中的哪一极，都有悖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 可见，从理论上看，纯粹国有企业既不应单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很难实现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时又难以实现公平竞争。 国有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生长大的，其要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发展，必须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从产权制度上进行创新，把产权多元化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路径与总体思路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特别是国资委成立三年多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 之所以说到了攻坚阶段，是因为容易改的都已经改完，现在面对的主要是“老大难”问题，这包括三点：一是中小国有企业改革已基本完成，目前改革对象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二是浅层次改革已基本完成，目前改革内容主要是深层次的产权制度改革；三是国企改革已难孤军深入，目前改革到了需全面配套、整体推进的阶段。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调整的路径，总体上大概可以描述为“三步走”战略： 一是企业市场化。即通过政企分开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把企业与政府的预算软约束变成硬约束，打破两个大锅饭，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市场主体，企业目标定位于利润这个单一的商业目标。 二是企业民营化。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数量太多、比重太大，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非国有化实现产权多元化。对于中小企业多采取了民营化的方式，对于大型企业则主要应采取股份化的方式。 三是企业集团化。即通过收购、兼并、联合方式进行重组，改变规模偏小、重复建设、资源分散不合理状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鉴于我国国有企业总量过于庞大、结构不尽合理、效率多数偏低的状况，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减少数量，调整结构，增强活力。即总体上国有企业的数量要减少，战线要收缩，力量要集中；与此同时，对留存的国有资产结构布局进行战略性改组，加强结构调整力度，整合资源优势，增强企业活力，打造核心竞争力，提高运行质量和效益。 早解决早主动 在实施操作上，要分类指导，有退有进，有舍有保。具体分三类： 一是在一般竞争领域，不良国有资产要尽快退出。 对于效益低下的不良国有资产，特别是一般竞争性领域中的不良资产，必须果断地尽快退出。就像处理烂苹果一样，态度要坚决，动作要快，该便宜出手的就不要怕吃亏，该付出退出成本的就不要怕掏钱，否则，等苹果差不多烂完了再处理就会吃亏更大，掏钱更多。要退出，就必须有退出的渠道，关键是“人往哪里去，钱从何处来”，即对广大退出的职工如何妥善安排，改革成本如何充分筹措，需要国家、企业、职工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二是优良国有资产要适应市场机制，抢占先机加快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产同样也要讲求效益，特别是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更要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优良国有资产已经有了好的经营基础，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抢占先机，加快发展，顺势推进。为此，国家要为这些企业发展提供服务，创造条件，帮助扫清前进中的障碍，首要的是落实分流分离政策，帮助企业分流富余人员，剥离办社会职能，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同时，要通过购并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扩大经济规模，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航母。此类企业的劳动人事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总体要采取市场化的办法。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国有资产应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也许这可能会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标，但至少在存量国有资产异常庞大的现阶段不太可能，而且，优良资产能为所有者创造源源不断的利润，就像到了摘桃的季节，摘桃受益者理应是栽树人。其实，只要国有企业能通过改制与其他经济类型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就可以为市场经济所接受。 三是特殊行业资产要国家经营，有的可探索“国有事业制”模式。 特殊行业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垄断行业，凭借其对某种资源、产品或市场的垄断，获取垄断效益；另一种是关系国计民生或国家安全的行业，肩负着重要社会职能，往往背着沉重的社会负担，经济效益低下。两种情况无论是哪一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公众利益。而且，这些企业的利益主要取决国家政策如国家定价、国家采购等，与市场运作基本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这些企业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都应该由国家统一承担。鉴此，对这类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亦可探索采取国家经营、事业管理的模式，其劳动人事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参照国家公务员有关办法。这种模式，与其说是企业模式，不如用“国有事业制”概括更贴切。因为这种企业在本质上不可能是市场经济中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市场经济有两大基本规则，一是市场主体利益独立、自负盈亏，二是市场竞争公正公平、优胜劣汰，这些企业很难满足这两个条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特行资产必须严格地限定在极小的范围内。 国有企业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更有中国国情。诸多问题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这些问题虽然棘手，但又无法回避，而且，早解决早主动，晚解决付出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会更大。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必须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扎实工作，规范操作，有序推进。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三是积极探索国有资产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只要真正做到以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难题就可能迎刃而解。□（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 　配文1： 改革慎防“世纪末心态”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振宏 万栋 杜学静 孙英威 《瞭望新闻周刊》在东北地区采访时发现，一些学者、政府主持国企改革的工作人员和企业经营者认为，东北正在推进的新一轮国企大规模改制，目前仍处于效果观察期。他们提醒当前尤其要防止“世纪末心态”，期望国企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其结果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调查中，东北大多数的专家学者和经济界人士都认为，东北的新一轮国企改革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其改革方向值得肯定，同时国企改制过程中，也要应注意一些倾向性的问题。吉林省一位干部表示，不能简单地把国企视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包袱”，认为“一卖了之”后企业就能在市场中自己生长起来的想法，是当前国企改制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在各地国企改制的推进中，也曾出现“急就章”的作法。去年下半年，东北一个省将包括8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内的100多亿元国有资产交由民营企业托管，并与其进行整体打包“零价收购”洽谈。由于该集团不想支付涉及10万职工的改制成本，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当政府提出有偿收购，并先行支付“保证金”后，这家民营企业“拒绝”拿钱。最终，政府终止了合作重组意向。 当地一位经济界人士认为，将不同类型企业“打包出售”的最大问题是算不出企业净资产，也无法发挥有效资产的价值。一旦受让方收购后，将不良资产剔除，搁置一边，就会引发社会问题。 在国企改制中需要注意的另一个倾向性问题是防止权力介入改制，以使改革走样扭曲。黑龙江省一位专家说，在行政权力仍处于主导的情况下，再完善规范的制度，也不如领导的一句话“好使”。据了解，东北一家纺织企业要在产权交易市场挂牌出让，并有多家企业有竞买的意向，但地方政府却要协议转让给本地的民营企业，省级部门顶不住，只好将这个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市级政府。现在，一些优质企业或有开发价值的企业土地资产提出产权转让后，总会有各种人通过各种关系试图以低价或零价收购。长春税务学院副院长宋冬林说，从现行改制的实践上看，部分改制后的企业由于流动资产和设备被变卖，甚至厂房厂地被用于房地产开发，使得生产能力遭到了破坏。国有资本虽然实现了退出，国有职工得到了暂时安置，但原有生产力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东北的改革实践证明，企业只要进入产权市场，实行竞买竞价的“阳光交易”，国有资产的增值率都较高。但在改制过程中仍有部分国企的产权交易以协议形式出让，在产权交易市场仅仅走了一个备案的过场。东北一家省级产权交易市场，去年全年国有资产股权转让公告仅132项，成交95项，涉及资产10亿元。而这个省当年的国有企业改制完成户数超过2000户。 改制后企业的生存状况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中心话题。从东北三省国资管理机构提供的情况看，大部分改制企业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有的企业已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但记者在东北调研了解到，部分已改制的企业却出现发展后劲不足现象。原因主要是改制后企业的设备更新改造资金不足，特别是一些偏远城市的老企业，虽然实施了改制，但无区位优势，后续资金注入无来源。 随着改制企业产权的多元化，企业大都建立起比较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但法人治理结构是否可以真正起作用，仍要在实践中进行考察。一家民营企业注资黑龙江一家国有控股企业，成为第一大股东。尽管建立了相应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大股东说了算，要抽资金就抽资金，无法制约，结果企业仍处困境。□ 配文2： 不规范改制案例反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金涛 储国强 田刚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采取了经营者持大股的国企改制方式。记者最近在四川省乐山市调查发现，由于改制不转机制，国企职工身份没有了断，一些企业改制最终失败。 岷江化工改制为何失败 1996年10月，岷江化工厂503万元国有净资产和268万元除住房以外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由企业内部职工一次性以411.85万元买断，买断费主要用于政府安置离退休人员和帮助其他企业技改。企业改制后更名为四川岷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经营者持大股的方式：原厂长王开华持股50万元，成为第一任董事长；一般董事持股5万元；普通员工持股1万元以下。 岷江化工改制前效益较好，改制后每况愈下。据公司监事高勇介绍，岷化虽然有董事会和监事会，但王开华身兼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三职，不按程序办事，一个人说了算，企业机制没有转变。公司现任董事长周建军说，王开华一意孤行，盲目上了两个亏损项目，营销方式落后，1997年国家完全放开化肥市场，他却还按照计划经济老一套办法经营企业，委托农资公司储存并销售化肥，结果被拖垮了。企业改制时在银行有400万元存款，到2001年4月，不仅存款没有了，反而欠了500多万元电费和100多万元天然气费，流动资金严重紧缺，被迫停产，职工工资开始拖欠，公司不得不将所属化肥厂和化机厂对外租赁经营。 2001年8月，王开华涉嫌经济犯罪受到审查。在“非常情况”下，岷化成立了一个由董事会、监事会、留守领导小组和职工代表参加的联席会，作为公司“临时权力机构”。此后，留守领导小组修改化机厂租赁合同，变卖公司资产，引发内部矛盾。2003年王开华重新回到公司，带领董事会与留守领导小组开始了权力之争，使公司出现了“两枚公章、两种声音”，双方不断鼓动群众上访和闹事，被乐山市政府确定为有重大不稳定隐患的企业。经过激烈交锋，留守领导小组落败，公司选出了新的董事会和监事会。 目前岷化依然在租赁经营，其好处在于可以向债主赖账。周建军说，尽管现在化肥旺销，但公司只能实行租赁经营，靠租赁费养活离退休人员。如果自己搞生产经营，赚来的钱连外债利息都还不起。 转制不规范引发内乱 1993年至1997年，除岷江化工以外，乐山市还有12户国有小型企业改制为经营者控股企业。12户企业在改制初期都处于一般或较差状态，后来有3户企业因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经营效果较好。如无线电厂改制后，先后引进摩托罗拉公司、安森美公司组建菲尼克斯公司，累计投资5.3亿美元，成为亚洲最大的分立半导体生产企业。然而，其它9户企业却步履维艰，其中3户解体、2户停产、1户半停产、2户勉强维持生产、1户被兼并。 这些企业经营困难，主要原因是机制没有真正转换。乐山市国资委办公室主任张永红认为，国有资本向内部人转让的改制方式导致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 乐山市经济委员会主任蔡昌庆说，经营者持大股后，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一些经营者独断专行，身为小股东的员工们则认为自己也是主人，经营者应该讲民主，于是冲突产生了。加上企业改制后赶上市场疲软，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他分析说，多数经营者持大股企业管理不规范，甚至两年不开一次股东会，有些经营者通过不正常手段把自己的腰包装满了，坑了企业。经营者持大股，员工们就会想，他哪里来这么多钱买股份？他的股份是不是员工们的血汗钱？于是双方在心理上形成了一个鸿沟，一旦企业效益下滑，员工们就要求政府“保护国有资产，揪出蛀虫”。 高勇认为，岷江化工之所以改制不转机制，一是因为经营者没有转变观念，二是因为职工们从国企职工身份变为民企员工身份，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心里有怨气，不愿转变观念。 国有产权公开转让优于内部转让 张永红说，乐山市国企开始改制时，国有产权就像菜市场的萝卜，很容易被贱卖。有关领导吃了回扣，就贱卖给经营者、内部人，难怪职工们有意见。加上经营者持大股的产权转让方式透明度低，企业资产财务及转让定价很难真实公允，一旦企业经营困难，就引发不稳定事件。 从1997年开始，乐山逐渐放弃国有产权向内部人转让的方式，开始公开转让。自2000年开始，乐山市以产权交易中心为国有产权交易平台，基本建立了较完善的国有产权市场化公开转让规则及监督机制。 据乐山产权交易中心董事长曾毅介绍，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乐山市国有产权在产权交易中心交易标的参考价为2.8亿元，实际成交价为3.5亿元，为国家多收入7000多万元。金顶公司国有产权转让时，交易中心从全国范围内的25户大型企业中选择战略投资者，每股净资产为1.16元，经过公开竞价，浙江华伦集团以每股2.06元成交，国有资产增值率达77%。四川大电公司国有产权公开拍卖转让，转让底价按每股净资产1.05元起拍，最终以每股2.7元成交，增值幅度高达157%。 采访札记：产权改革之争的启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金涛 储国强

　　我国国企改革大致经历了扩权让利、承包经营、制度创新与机制转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阶段。 近两年，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日渐激烈，其中包括郎咸平与顾雏军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上交锋，“反思经济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论辩。 记者深入采访后发现，有关国企改革的“两派之争”，正给我们三点启示。 启示之一：国企改革不能损害职工利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国企纷纷改制为民营企业，一些地方彻底把国企卖光。改制中很多企业获得了新生，但也有些国企改制后产生了两极分化：普通职工国有身份没有了断，没有得到补偿金或补偿金极少；原厂领导却摇身一变，成为千百万资产的所有者。对这种现象，有人认为不公正，职工利益受到侵害；有人却认为，国企改革就要牺牲一代人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损害职工利益，必然招致民怨。采访中经常有人向记者诉苦：一些改制害苦了工人，不少企业让工人买断工龄走人，只按一年工龄三四百元发放补偿金，不少工人干了20年，还拿不到1万元。已经改制的国企中，利益受损最大的就是“4050”人员。计划经济时期，国企利润上缴国家，职工们拿低工资，没有多少积累；市场经济时期，他们又在国企改革中“出局”，这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落差和心理落差，导致一系列不稳定事件。这些不稳定事件多次发出警示：国企改革必须以人为本。 不损害职工利益，就要堵住国企改革中的“合法”漏洞，许多国企厂长恰恰利用“合法”漏洞损害了职工利益。1993年，身为国企的嘉陵化工厂成立了集体企业嘉华经营部，后来改为股份制企业嘉华公司，嘉华公司为避税又成立青城公司。嘉化厂长李守昌最初任嘉华董事长，后来把其妻苏钰从外单位调过来接任，并控股嘉华。1997年嘉化改制后，嘉华、青城两公司以债转股形式成为嘉化的股东，股权分别为44.2%和6.1%，李守昌夫妻、嘉华和青城的股权相加之和为67.2%，实际上两人已经对嘉化控股。李守昌解释说，调苏钰接任嘉华董事长，并没有触犯法规。然而，许多职工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好好的一家国企，怎么几年间就被一个家族控股了？ 启示之二：必须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针对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存在两种典型观点：一种认为，国有企业资产评估不真实，不少评估机构故意做小国有资产，把净资产评估为零或负值，然后贱卖或白送出去。另一种认为，应该动态而不是静态地看待国资流失，在当时市场不景气、国企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国企不改制才是最大的国资流失。两种观点谁对谁错姑且不论，有一点认识却是共同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 防止国资流失，必须严格制定国资监管制度，使产权交易公开透明。陕西宝鸡市国资委副主任张积勤说，国企改制应严格按照程序操作，执法部门必须对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质和信用审查，把违规的评估机构淘汰出局；国资监管机构必须严把资产评估关和清产核资关；所有改革、改制方案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同意，职工代表须由职工选举产生，充分代表职工意愿；国资监管部门审批改制方案时，必须反复征求职工意见。 防止国资流失，必须慎重选择国企合作伙伴。重庆市国资委副主任刘有恒说，有的合作伙伴不安心做产业，而是乱搞资本运作，最后导致国资大量流失。德隆系的湘火炬曾经控股重庆重型汽车集团，德隆倒台后，市国资委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把重汽集团挽救回来。四川省国资委副主任张明泉也认为，国企让其他投资者控股，决策时务必慎重。他说，上海市一家民企曾经希望控股四川医药集团，但国资委没有答应。一是因为这家民企实力不强，不懂医药；二是因为四川省中药业前景广阔，四川医药若被其他投资者控股，就可能失去原有市场。 启示之三：产权多元化是国企改革方向，不能因噎废食 “国企产权改革争论”中，一些人全盘否定国企改革成果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政策，希望回到“大锅饭”时代；但更多的人认为，没有前一阶段的改革，就没有现在国企效益大幅度增加的局面。 如何评价20多年的国企改革？中央政研室经济局专家白津夫认为应持积极态度，尽管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只有不断推进国企改革，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国企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路径可以选择。”他认为，从2002年到2005年，国有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企业户数减少1.9万户，利润、税收和国资规模却大幅度增加；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也有新突破，建立国资监管机构的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曾是一家严重亏损的企业，去年企业出现良好转机。总经理姚晋川说，国企不改不行，没有前一段的改革，就没有国企现在的好形势，就没有十八冶的今天。 不少人认为，前一阶段国企改制确实存在操作不规范和国资流失现象，但国企改革重在监管和规范，不能因噎废食。 四川乐山市经委主任蔡昌庆在国企当了23年的法人代表，他认为国企改革利大于弊。他说：“国企改革产生的下岗失业职工，很大程度上是就业结构性矛盾问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国企不减员增效，整个企业就要垮掉。”□ 配文： 一位国企老总的经验之谈： 法人治理也要防范道德风险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金涛 储国强 企业改制，并不意味着就此“一了百了”，产权明晰后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并不能完全堵住企业经营种种风险。陕西省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安保和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再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也要防范道德风险。 法人治理结构再完善也难防道德风险 西部证券是股份有限公司，有19家国有股东，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公司和陕西电力公司是大股东，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执行层各负其责，把总经理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总经理无权对外担保，没有重大事项决策权，各方相互制衡形成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即使如此，企业道德风险依然存在。 西部证券购置房产和电子设备需要招标，招标金额约1亿元。面对这块“大蛋糕”，不少公司使出行贿、送礼等一些不正当竞争手段。为防止“暗箱操作”，西部证券成立了招标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招标制度和程序，安保和出任招标委员会领导小组组长。于是，投标公司人员不断地找安保和，甚至到他家行贿，都被安保和拒绝。他说：“尽管招标制度很严，但我作为业主代表，只要一插手，招标制度就会遭到破坏。很多公司之所以垮掉，就是因为领导有意破坏制度。西部证券招标委员会里有外部专家、内部专家，都是电脑随机抽取的，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稽核部领导也参加，他们都不归我管。但如果我想循私舞弊，还是能做得到。由于信息不对称，如果我和投标公司串通好，他们很难控制。” 据安保和介绍，公司曾花几十万元给员工做工作装，服装公司纷纷公关。有一位公关人员曾经提着东西找到安保和家，被安保和婉拒。招标结束后，尽管这家公司没有中标，但公关人员给安保和送了一件T恤衫，说：“我服了，你真的不插手招标事务。” 总经理人品决定执行层人品 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安保和说，人的素质是企业中最要命的东西。比如，西部证券公司投资部经理和一线业务经理的权力很大，他们可以直接买卖股票，公司自营决策委员会只能决策仓位的设置和7000万元以上的投资。因此，总经理的人品决定执行层的品质，总经理人品好，他就能选出人品好的下级，从而规避道德风险。 安保和曾经从华夏基金公司招来一位“人才”，任公司投资部经理。这位经理有一次对安保和说：“安总信任我，让我当部门经理，我要让你在股市上的资产一年内翻一番。”当时股市低迷，安保和就问他怎么实现翻番。这位经理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辆拉煤的车载重8吨，我再往这辆车上装两个麻袋，你的股票就相当于那两个麻袋。”安保和明白这就是“老鼠仓”，把个人股票和证券公司经营的股票套在一起，低进高出，股票下跌时，就让证券公司为个人股票“托底”，保证个人股票赢利，公司却为此付出代价。安保和发现此人不地道，就把他辞退了。据安保和介绍，在股市上，不少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的业务经理都利用“老鼠仓”肥了自己，毁了公司，这种事防不胜防。许多券商之所以垮台，深层次原因就是有些董事长和总经理直接操作“老鼠仓”，牟取个人利益。 安保和说，国企董事长、总经理必须勇于把能公开的尽量公开。西部证券从高层领导到部门经理，每个人的费用都公开，包括每个人的汽车油费、接待费。目前许多公司对于领导花多少钱很难控制，因为领导是不是乱花钱很难定性，让他花多了不对，花少了也不对。但只要一公开，大家的行为就自觉了，因为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 董事长和总经理应互相尊重 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法律界定很清楚，董事会是个会议，董事长主持董事会，总经理则是一个人，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但实际操作中，有些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很难相处。我国许多国企的法定代表人是董事长，总经理要做的许多事，须经董事长签字。有的总经理就会想，每一件事都要请示董事长，就没办法现场指挥，于是干脆撇开董事长；有的董事长则直接干预日常经营，让部门经理直接给他汇报，总经理就感到很失落。在这种情况下，董事长和总经理哪个更强悍，就以哪个为中心，企业就容易出乱子。安保和说：“两人应该互相尊重，总经理尽量把公司信息尽快告诉董事长，董事长也要尽量尊重总经理的经营权。” 股份制企业往往设有稽核监控部，由董事会领导，但许多企业的稽核部形同虚设。安保和说：“西部证券的稽核部查出问题时，董事会秘书就把稽核结果交给我，然后我提出解决措施，再交给董事长。有一次，公司自营投资亏了4000万元，稽核部认为这是个问题，要求我解释，我认为是正常失误，就批了“已阅”两字。董事长看后马上批示：请安总拿出具体意见。后来我就写了很长的意见，包括我本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投资部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如何完善制度等。” 安保和认为，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后，国企总经理该汇报的就汇报，董事长该放权的就放权。一旦一方越权，就破坏了法人治理结构。 产权改革面临五大挑战 改革中的老问题和新矛盾，只有在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改革中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国企产权改革取得实效的同时，《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也发现，进入“深水区”的国企改革同样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既包括旧有体制性的深层矛盾和问题；也包括逐步深化的改革本身不断引发的新问题和新矛盾。 综合采访中各相关部门、研究者和企业界人士的观点，可知新一轮国企改革要进一步深化，需应对五大挑战。 挑战一：产权改革所需成本难以筹措 各地在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进程中，面临最直接的难题是如何支付改革成本。 产权不清、经营不利，加上企业办社会等诸多政策性因素，使得不少国企存在巨额债务、众多冗员和办社会负担等“三大历史包袱”。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就要由企业及企业的所有者（各级政府）先期投入一定成本，用于人员安置、清偿债务和分离办社会职能，以解决上述“三大历史包袱”。以吉林省去年完成的2767户企业改制为例，其共支付改革成本217.8亿元，但至今仍有38亿元的资金缺口和183亿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务难以化解。 由于各地目前需改革的企业大多为困难企业，自身难以筹措必要的资金，而东北、中西部地区“ 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也没有足够财力支持国企改革，因而产权多元化改革所需的高额成本难以落实，致使改革步履蹒跚，并从我国东部到西部，呈逐步滞后趋势。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发现，我国部分老工业基地如太原、大同、保定等城市，由于企业多、负债高、冗员多，而且本级财政资金无力给予足够支持，已经成为当前国企改革最困难地区。重庆铁马集团党委书记刘德瑞说，虽然退休人员退休金由社保部门统一发放，但企业还要为他们发放非统筹金。他说，铁马集团是老军工企业，按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办法计算，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偏低，所以企业就自筹资金为他们增加每月30元的军龄补贴和能源补贴。因退休职工比在职职工还多，企业每年支付的非统筹金就达上千万元。尽管铁马集团从1万人减到5000人，现在在岗的有近4000人，但仍有不少富余人员。刘德瑞说：“我们的理想人数应该在3600人左右。关键是人力结构不理想，企业用得着的技术人员不够，用不着的人却很多。” 挑战二：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可能阻碍改革深化 在我国，国有企业成为融合了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企业经理和企业职工利益的集合体。有一种说法是政府审批制增加了审批者的权力；厂长（经理）负责制变成个人说了算；企业通过办社会等方式或明或暗的补贴，让职工得到额外的实惠，等等。 而进行中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然触及这一利益格局，从而可能引发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 在东北国企改革推进的初始阶段，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企业经营层。当企业改制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可能面临“下岗”，因此他们对企业改制并不积极，甚至一度成为国企改制过程中的难点。 随着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机构——中央及各地国资委的组建，防止出资人利益伤及国家利益的现象也成为一个新课题。有专家指出，由于国资部门只是所有者的代表，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会满足于把好的企业控制在自己手里，使股份制改革趋于保守；另一方面又会把有利于公众利益，却又需要一定补贴的单位推出去，出现“卸责”现象，从而造成“出资人利益”部门化。 采访中《瞭望新闻周刊》发现，由于国企产权改革的推进会重新调整各相关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由此造成新的矛盾凸显，并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国企改革所处环境的重要特点。 挑战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新矛盾 近年来，在行业与行业、企业与企业以及企业内部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逐步扩大，并由此引发几个群体的心理严重失衡，成为国企改革的新矛盾。 采访中不少国企工人反映，只要企业效益好，企业老总收入再高，工人们也能理解。但国企不少高层副职、中层干部和一般管理人员人浮于事，其收入却相对较高，这是不合理的。 长庆油田是中石油公司效益增长较快的子公司，一位在机关工作的工人告诉记者，科长每年的奖金要比他多拿几万元，而他上班练的是坐功，真正卖力气的是工人。 重庆嘉陵集团几位工人说，企业实行的是隐性工资，但收入差距肯定很大：工人一般抽5元一盒的烟，管理人员抽的烟都是10多元的。一位技术工人说：“分配不公平，工人心气不顺，我们小组本来有20个人，现在只剩下3个，其他人都跳槽了。” 一位铁路机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工资表上看，铁路上的职工收入差距不大，但大家都知道，一个下面经营着二十多家公司的段级单位，其领导的灰色收入至少几万元。比如，不少公司每年甚至每月都要给领导送红包，这笔收入就很可观。 面对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期间一些中高收入阶层的崛起，很多国企工人有很强的失落感。记者在长时间跟踪报道中发现，国企工人中的下岗失业人员多经济拮据；留在企业的工人也深感生存危机，整体对目前两极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公相当不满。重庆轮船公司职工曹江麟对记者说：“我们在乎的不只是收入的高与低，而是社会分配不公。现在工人的地位在下降，除了营业厅的服务员对工人有一点笑容，稍微有个一官半职的，都对工人态度不好。别人有优越感，工人有失落感。” 长春税务学院副院长宋冬林认为，如果不能处理好企业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让那些为改革做出牺牲的社会成员合理地分享到改革成果，不但会使改革的成果受到极大影响，可能导致改革停滞，甚至重走回头路。 为此有关专家建议，应更注重改革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抓紧制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政策措施。 挑战四：不规范改革导致的“后遗症”仍在发酵 改革过程中，由于大多采取低补偿政策，使得国企下岗职工在企业改制后进入社会底层，社会出现新的贫困群体。尽管其中不少人在“国有身份”转换后，经过地方政府的努力大多实现了再就业，但很多仍处于不稳定和维持生计状态，并成为城市低保人群中数量最多的群体。 多次深入下岗失业人群采访后，《瞭望新闻周刊》发现，除就业能力差，收入水平低，生活困顿外，其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在东北关闭破产的矿区，离婚率普遍比较高，并且这些地区的下一代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正成长为新的待业群体。北票市冠山矿区管理区区长刘显梅介绍，这里每年新增劳动力都在200人左右，他们大多处于无业状态。目前这一地区30岁以下的未就业人员有720人，他们仅依靠父母微薄的收入，贫困似乎正在继续向下一代传递。 由于国企改革逐步深入，许多地方改革不规范、政策不统一，留下了“后遗症”。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一些国企退休职工群体游离于医疗保障制度之外，正成为新的不稳定群体；一些改制企业职工身份没有置换，或者职工下岗没有领到“补偿金”等等。 挑战五：如何调和产权改革与经济安全二者关系 随着国企产权改革的深化，2005年下半年以来，外资企业并购国内企业频率加快，以产权多元化为改革方向的国有企业对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热情高涨。 据山东省国资委介绍，与世界500强企业合资合作已逐渐成为省管企业利用外资的主流和方向。目前，山东44户省管企业已有兖矿集团、中国重汽集团、山东工程机械集团、浪潮集团等十多家企业与世界500强企业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在河北，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帝斯曼公司的战略合作正紧锣密鼓地实施；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与柯达公司的战略合作已全面展开。 记者调查中发现，国外战略投资者首先瞄准的是我国行业龙头老大特别是拥有上市公司的大企业，其次是资源类和制造业类。这种跨国并购有积极的一面，但如果缺乏必要的规范，也可能对我国经济安全带来潜在威胁。有经济界人士指出，跨国公司控股并购的最大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可能导致垄断进而获取垄断利润，由此造成巨额利润向海外转移，以及技术“空心化”。 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消极抵制外商来华并购是错误的，关键是通过立法手段来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他们建议加强产业政策的立法，明确外资进入的行业、领域及程度；建立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并购规制体系，限制和阻止垄断的形成；建立人大审查制，制止任何试图垄断中国市场的恶意收购。 应当看到，上述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五大挑战，是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和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出现的，它也必须通过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来解决，这才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 （采访记者：王振宏、梁栋、陈国军、吕晓宇、王金涛、储国强、万栋） 配文：

　　避免改制“后遗症”集中发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金涛 储国强 《瞭望新闻周刊》在重庆等地调研发现，由于前一阶段部分国企改制操作不规范，留下了“后遗症”，目前“后遗症”正在频繁发作，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五年前的股份转让引发纠纷 今年2月10日以来，重庆腾辉地维水泥有限公司部分在职工人和退休工人与所在企业发生纠纷，原因即是5年前的股份转让问题。 腾辉地维前身是国有企业江津水泥厂，现有职工1800多人。1999年9月，企业改制为重庆地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每位员工成为企业股东。后来公司把股东分为五个大股东：工会股东、三家外来股东和一位自然人股东，工会股东代表1800多名职工股东，自然人股东则是公司副总裁刘宗林。2000年底，地维与香港腾辉集团合资成立了重庆腾辉地维水泥有限公司，腾辉集团以2.5倍的价格收购了地维80%的股份，这样，原五位大股东共占20%股份，然后又把20%股份转让给了原地维公司总裁刘泽源。2005年11月9日，香港腾辉集团重组为瑞安集团，瑞安又与法国拉法基集团合资，共同控股腾辉地维公司。企业股权的再次变动，引起改制“后遗症”发作。 职工反映的焦点问题是当初企业20%股份的去向。据腾辉地维公司宣传处处长任均介绍，2000年12月，共有148位股东代表召开股东大会，确定谁是20%股份的代表。由于股东代表认为刘泽源对企业贡献巨大，最终确定以66万元价格将20%股份转让给刘泽源，与会所有代表都签字并按了手印，股东代表都由股东们推荐，每位股东都写了委托书。但许多工人反映，他们当初没有写委托书，80%的股东代表是中层干部，他们不代表工人股东利益。公司从来没有开过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不能反映工人股东的愿望，他们要求刘泽源退还工人的股份。 十位离休干部陷入“三不管”困境 三九企业集团重庆汽车有限公司的10位离休老干部在历经企业被兼并和倒闭后，却因“三不管”找不到党组织。两年多来，他们没有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医药费无处报销，生活陷入困境。 三九集团重庆汽车公司的前身是四川汽车工业总公司重庆销售公司，隶属于四川省机械厅和四川汽车工业总公司，重庆直辖前，其党组织由重庆市机械局代管。1998年11月，四川省机械厅发文同意其被三九集团授权委托的深圳市三九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兼并。同月，四川省汽车工业总公司将这家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和在册职工全部移交给深圳汽车发展公司。 但三九重庆汽车公司经营却每况愈下，企业资不抵债，资产已被法院查封拍卖干净。企业倒闭后，职工中有的买断工龄，有的提前退休，但10位离休老干部却“孤立无援”。10位离休老干部中，享受副厅级待遇的有2人，享受正县级和副县级待遇的分别有4人；有2人参加过抗日战争，有8人参加过解放战争。他们两年多没有过组织生活和报销医药费。他们向重庆市老干部局等单位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三九重庆汽车公司不是重庆市属企业，重庆管不了；他们找三九集团，发现深圳汽车实际上是一户挂靠在三九集团名下、由私人控股的公司，现在已被注销；他们向四川省老干部局反映，一位负责人却说，由于年代久远，10位离休老干部所属企业的所有权关系转变过程太复杂，目前帮不上什么忙。

　　“后遗症”频发影响社会稳定 陕西宝鸡市国资委副主任张积勤说，现在国企改制“后遗症”引发的突发事件很多，他经常去处理。 记者在三峡重庆库区了解到，有两大因素影响库区社会稳定：一是移民，二是企业改制。改制“后遗症”导致职工频繁上访。丰都县自2000年以来，在移民迁建过程中关停破产、改制的工矿企业达五十多家。这些企业的职工被买断工龄后，只能得到1??2万元的安置费。丰都县信访办主任秦华平说，有一部分改制企业，搬上来以后不能正常生产经营，职工养老保险金交不起，生活费不能按时发，工人们经常到政府部门上访。 重庆市国资委副主任刘有恒说，市国资委成立后感到信访压力特别大，有不少人反映改制“后遗症”问题。最初国资委办公室只有一个分管信访的同志，后来感觉信访人员严重不足，就成立了信访处，4个人专门负责信访，还是疲于应付。现在，信访工作人员已经增加到12个，仍然力不从心。 重庆市信访办主任周天云说，改制“后遗症”已成为信访主要问题。前几年国企改制搞得比较急，方案不完善，没有周到地考虑职工利益，没有给职工讲清楚政策。对于这种情况，政府应反思产生国企改制“后遗症”的原因，并引以为诫。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