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

2006年11月3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教授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问题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考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要注意梳理、整合专家观点，以提高自己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访谈内容选摘如下：

　　防止贫富差距太大和太小两种极端
　　【子曾经曰过】：嘉宾好，请您谈谈收入差距巨大的危害，谢谢。
　　【李强】：收入差距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存在的，我们到现在为止考察人类文明还确实没有发现有一种文明真的能够把财产资源分配做到绝对均等的分配。所以，收入差距是普遍存在的。收入差距有两种功能：一种就是如果差距太大，贫富分化的太厉害，比如说在某一个王朝，皇帝占据全部财富，老百姓一点都不占有，这个王朝就无法存在。当然，理论上说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所以，就说明如果财富分布的太不均等，如果多数人都难以生存，这样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真的能对社会造成摧毁性的灾难。但是反过来就是没有差距，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从1949年到1979年曾经做过实验。后来，有的人把这个内容总结为叫做“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也就是说，不管你努力多大，成绩多大，收入都是均等的。但这样的实验结果发现，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效率变得十分低下，我们与国际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测算人均GDP的话，我们拿1949年和1978年我们国家的人均GDP和国际发达国家水平相比，结果发现和国际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实际上是防止两种极端：一种就是贫富差距太大，另一种是完全没有差距或者差距小到已经不能鼓励积极性了。这两种现象其实都对国家发展不利。
　　【子曾经曰过】：嘉宾，阻止贫富差距的加大，您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李强】：为减缓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世界各国都曾提出了不少办法，这些方法大体相近：第一税收调节，对高收入者征缴较高的税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不征税；第二建立普遍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得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能够通过保障体制获得转移支付的资源。社会保障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包括医疗、养老、住房、就业，如果在这些方面都能够普遍覆盖，当然就会大大的减缓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
　　【阿信2】：李强你好,请问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如何？
　　【李强】：收入分配本质上讲的是在一个社会，包括收入、财产及其它资源在人群中是如何分布的。任何社会、任何制度都会有它特殊的分配方式。比如，中国1911年以前属于君主制时期，君主或者皇帝就可以占有绝大部分的收入、财产及其它资源，而多数老百姓所获得的资源就和皇帝差异极大，当时，封建社会为了证明这样一种分配是有道理的，就提出“君权神授”的理论，认为皇帝是天子，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就应该占有更多的财富。由此可见，什么叫公平，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会有为这种制度所辩护的意识形态理论。自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就是说它是属于人民的，并且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是用民主的共和方式，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讲公平的时候，是比较强调说多数老百姓的利益。但是，如果比较1979年以前和1979年以后，我们会发现对于社会公平的定义是有不同看法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确立的公平理论，我们一般把它叫做结果公平论，就是说，如果老百姓获得的份额是相似的，这就是公平的。所以，在1949年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平均的分给农民，1956年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产业变为公私合营，后来变为国有资产，1956年我们还进行了房产的均等化实验，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个人除自住房屋以外，其它房屋一律交公。这种实验是典型的结果公平实验，结果公平实验确实做到了资源分布的均等化现象，但是也带来了我上面说的问题，经济没有效率了，我们内部的均等化加强了，我们和国际的差距扩大了。所以，1979年以后，我们做了另一种公平实验，我们把它叫做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所谓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举一个例子说，百米赛跑，结果公平是说，不管跑得快慢，最后都要同时到终点；机会公平是说，起跑点大家一样，最终谁先能冲刺要看赛跑者每个人的速度。这样一种实验，确实大大提高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效率，从1979年到去年年底，我们国家26年的时间里，人均GDP增长9.4%以上，同期国际上GDP增长的平均值只有3%。所以，这个实践证明，机会和程序公平的实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很成功的。中华民族在过去的27年里所创造的财富，超过过去100年所创造的财富总和。当然，由于强调竞争，由于人们的差异很大，27年以后的今天，也出现了很大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的问题。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最近开的六中全会规划了我们国家从2006年到2020年的发展，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仅从和谐社会的观念上看，在收入分配方面，就要作出一些调节，使得社会既能够保持高速发展，又能够实现社会公平，这就是我认为三者之间的关系。
　　【阿基米德www】：教授好,你认为现在的分配制度存在哪些弊端?
　　【李强】：改革以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确实变化很大，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仅就不好的方面说，目前贫富差距确实大了一些，收入财富分布的不均等程度表现的比较突出，在国际上比也算是比较突出的。就社会上不同群体的关系讲，目前总的收入分配趋势是比较强调竞争，对于社会上的一部分弱势群体照顾不够，比如老年人，老年人其实过去贡献很大，但过去是低收入制，所以他没有得到什么，今天他们又都退了，而我国目前的工资结构是基础工资部分非常小，奖金和附加部分非常大，这种结构对在职人员非常有利，而一旦退休了，往往人们的收入就一落千丈了。再比如，很多失业下岗职工，他们过去对国企的贡献是比较大的，但是当时的整体收入水平很低，今天他们下岗了，就更不能从现有的收入结构中获得更多的份额。所以，我们调整今天的收入分配结构的时候，就要多方面考虑那些曾经对国家发展做过很大贡献，而今天在分配中受到损失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社会和谐。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在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方面，外国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经验吗？
　　【李强】：在解决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国际上确实提供了很多经验。比如，防止和阻止腐败的经验，和谐是监督机制，基本原则是孟德斯鸠早就讲过的，以权力制约权力。所以司法独立和法治建设确实非常重要。再比如保障的方法、社会福利的方法等等，还有一个方面大家往往忽视，就是提高基础教育水平，世界各国经验证明，当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水平提高以后，贫富差距就会大大缩小，两者之间是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年多一点，也就是小学毕业，初中没毕业的水平，即使连韩国都达到了11年半的水平，所以我们国家要想实现公平和和谐，就不能忽视提高全民族的基础教育水平。

　　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要解决防止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获取资源
　　【阿信2】：李强你好,请问你如何看待腐败现象?
　　【李强】：所谓腐败是指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获取资源，所以腐败本身也在影响着资源的分配，如果腐败本身对资源分配的影响量过大，那么这些腐败分子利用公共权力在一个社会中获得了大量资源，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这样一种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是最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现象。这就涉及到了对于影响收入分配结构因素的分析，有些影响因素不一定是负面的，比如袁隆平水稻杂交的技术，获得了数百万的国家级奖励，表面看来也影响收入分配了，但是没有人认为不公正、不公平。与此完全相反的现象就是腐败，腐败不但对国家没有贡献，反而损害国家的发展，如果允许他们通过腐败手段获得资源，那是对国家体制的最大破坏。所以说，在贫富差距、收入分配问题上，首先就应该严厉惩罚腐败官员。
　　【把弄国粹】：李强先生,怎么缩小贫富差距？我出一计，但肯定没人敢用：（1）发行新钞，限制在一个星期内登记兑换（包括银行账户）；（2）兑换额超出5万，必须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没收国库；（3）未依法纳税者，补缴，但不作惩罚性补税。其实，俄国就是这样干的。
　　【李强】：我确实听过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讲过想做这样的提案——旧币换新币，目的是想暴露那些藏有巨额现金的腐败分子。应该说，对于这些家里藏着巨额钞票的腐败分子来说是有效的，他们不敢到银行去换，而且过了日子就变成废纸。但是，改币制确实是一件国家的大事情，而且，如果我们不对阻止腐败现象做机制上的建设，而仅靠换钞票，那么腐败官员就会存有大量的新钞票，这样你就要不断地改币制，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荣耻鉴定师】：请问李教授，产生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不公平、不和谐的主因是否就是中国社会的权力分配不公？
　　【李强】：利用权力干预分配，以及和权力相关的收入分配不公在今天中国确实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中国社会一个特点是总体型社会资源比较突出。如果权力干预总体型社会资源的话，造成的不公后果就尤为突出，比如土地，中国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全部土地都是国有的或全民所有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公正，但实际上对于全民怎样来拥有他的全部土地没有细节表述，这样就给权力或腐败的运作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土地的批件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了利用权力干预分配的现象，由于土地是总体型资源，权力干预资源配置的时候，数额极其巨大，所以我认为中国要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当其冲的确实就要解决防止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获取资源的问题。
中国社会要进步，就要调节好各阶层之间的关系
　　【网骡实名】：李强，你的“社会分层”研究中，是如何解决分层后的不同层次的和谐的？
　　【李强】：你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个难题，因为社会分层最主要讲的就是资源在社会各个群体中的分布是不平均的。而在资源分布不平均的情况下，又想实现各个群体之间的和谐，确实有很大难度。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资源在各群体中的不均等分布现象。这样我们就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分布不均等；第二是为什么资源分布不均等。其实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还要重要，因为资源分布不均等也可能是合理的，比如我上面讲的袁隆平的例子，但如果资源分布不均等是因为腐败造成的，那当然就会激化社会矛盾。所以，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解决造成资源分布不均等的原因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不要让不同层次的人差异太大。
　　【兵马未动粮先行】：请用您的社会分层理论谈如何解决现实中为弱势群体代言的问题，没有博奕仅靠施舍，是创造不了和谐的。
　　【李强】：弱势群体在今天的中国是指那些收入水平比较低、失业下岗人员或一部分农民。任何社会对于弱势群体都会采取一定的辅助措施，在医疗、养老、就业、住房方面给予一些福利方面的条件，这样当然会在经济上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在制度建设上，人们又都试图建立起一种激励的机制，使得弱势群体能够有自身的动力。我记得有一篇文章说，曹雪芹曾经把风筝谱和技术传给一个很贫穷的人，后来这个家族生活富裕起来，并且据说是今天北京最主要的风筝谱的来源。所以说，你讲得很对，仅靠施舍解决不了弱势群体的问题，关键还是为他们提供一种能够发展起来的动力机制。
　　【历史的深处】：李老师，中国社会要进步，政治上要向右转，即转向民主自由；社会政策要向左转，即追求公平，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李强】：对于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简单的用左和右的概念已经难以概括了。我认为中国社会要进步，就要调节好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各阶层目前之间的基本关系结构还是一个金字塔型的，或者我前一段写文章提出过“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多数的农民、工人的收入水平还不高，真正富起来的人还是很少数。所以，政策的基本取向还是应该建设起覆盖中下层的社会保障体制。这种取向也很难用简单的左和右来概括。
要让行业实现竞争，这样更公平一些
　　【宝剑】：嘉宾你好！对行业之间（烟草、电信等）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国家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使其趋于公平？
　　【李强】：所谓行业之间的收入不公现象，目前在中国比较突出的是体现在垄断行业。垄断就是通过制度赋予的权力控制一个行业的价格，里面有强卖的成份，确实是很不公平的。如果和80年代比，当时垄断性的行业比现在还要多，所以当时我写文章的时候，比较多的是批评行业所造成的收入不均等现象。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不少的行业垄断现象，虽然迄今还存在着像烟草、电信等行业垄断现象，比例还是缩小了。所以，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还是对的，要让行业实现竞争，这样更公平一些。中国现在效率最高的那些行业，都是引入了市场机制的行业。当然行业之间的收入不公只是收入不公的一种现象，所以要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还要对多方面的体制进行改革。
　　【pluto】：李强教授，您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怎么看？
　　【李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比较崇尚按照人口中占多数的中下层的利益制定政策的观点。民粹主义在中国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因为中国人口的多数还是处在中下层。我认为在中国任何一个聪明的社会管理者都决不能忽视中下层的利益，因为按照我所做的“倒丁字型”结构的研究，中下层在中国占的比例很大，要关注他们的利益。但是民粹主义也有危害，因为一个社会要想进步，就必须协调好各阶层之间的利益，而不能只关注一个方面，关心下层是好的，但如果只关心下层利益，比如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社会也会遇到灾难。我的研究曾经证明，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最小的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下层确实在那个时期有利益的获得，但是社会面临很大危机。
和谐的问题要比低保的问题大得多
　　【想唱就唱】：中产阶级是民主化的基础，我国现在这个阶层的发展状况如何？
　　【李强】：中产阶级（中间阶级）首先就碰到了定义问题，什么是中产阶级？当然最简单的概括就认为是一个中等收入层，但实际上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不仅仅是收入，还应该考虑到职业、教育的因素，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的话，我国中产阶级（中间阶级）目前在人口中占的比例很小，我认为不足全部就业者的13%，换句话说87%都纳入不了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为什么这样小呢？因为我们国家六成是农民，即使在城市里面，体力劳动工人的比例还是占很高的，所以，我们国家目前还是要通过较长时间的结构调整，来发展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当然，我国中产阶级（中间阶级）比例很小，但总体人数并不少，我国现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7亿8千万，即使13%，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在国际上也堪称大国，所以我们也应该重视中产阶级（中间阶级）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余乐】：吴敬琏老师说中国可以实现全民低保了，您如何看待他这一观点？
　　【宋公明】：请问让全民吃低保社会就和谐了吗?
　　【李强】：低保全称叫做最低生活保障线，是我们国家90年代中期以后在城市里逐渐推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迄今为止，低保还主要是在城市里面实施，就是在中国668个城市里面，给那些生活十分艰苦的市民提供一些最基础的保障，每个城市的标准不一样。对于占人口六成的农民，目前还没有普及低保，只是在有些经济发达省市已经开始了在农民中实施低保的实验。吴敬链老师所说的全民低保，就是指将来要把低保扩展到能覆盖全部农村地区。从六中全会的精神看，中央已经提出了这个想法，当然要在全部农村中实施还需要一定时间。低保解决了最贫困群体的生存问题，当然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但是社会的不和谐问题绝不仅仅就是一个最贫困群体的生存问题，即使是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他们也会碰到公平正义的问题。比如现在全国有很多业主委员会，业主是指买得起商品房的人，他们的生活不应该说是贫困的，但是他们也经常组织“抗议运动”，抗议房地产商等等的不公正行为。可见，和谐的问题要比低保的问题大得多。

来源：人民网